文艺批评 | 沈卫威：哥大、哈佛——两大留美学人群体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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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正如梁启超所言，“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元气淋漓，有如狂飙突进，大破大立，短短一二十年，文化得以更新，风气得以转移，端赖排闼而入的各种“新思潮”。百年“新思潮”之更迭，“新文化”之演进，起初即以“文学革命”担当主角，嗣后又无时无地不与“新文学”共进退。本文作者沈卫威就哥大、哈佛留美学人群体进行考察，他认为以胡适为代表的哥大留学生群体推崇杜威的实验主义，提倡白话新文学，并将该理念广泛应用于中国的教育事业。与此同时，以“学衡派”为代表的哈佛留学生群体，则推崇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反对实用主义的白话新文学。哥大、哈佛两大留美学人群体的论争，最终促使白话新文学被广泛接受，而白话新文学则成为新文化运动之最大成就。因此，在纪念“五四”百年之际，就“新思潮”与“新文学”之关系进行考察就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将刊于《探索与争鸣》2019年“百年五四”纪念特刊第二辑“世纪彷徨：百年五四的文学反思”（圆桌），转载自“探索与争鸣杂志”公众号。感谢作者沈卫威和“探索与争鸣杂志”公众号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沈卫威

哥大、哈佛——两大留美学人群体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

从以日为师转向以美为师

1905年，科举废止前后，朝野上下以日为师，学习日本的教育制度。为了培养中小学教师，中国开始创办师范学堂，对日本的师范教育模式，几乎是移植性引进。各地兴学堂，特别是师范学堂/师范学校，几乎都是聘请近邻日本的教员或留日归来的学子。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新创立的六所高等师范学校——沈阳高师、北京高师、南京高师、武昌高师、成都高师、广东高师，在办学模式上逐步发生变化，以1915年郭秉文出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为转折，师资开始聘请留学美国的学人，师范教育则看重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民国师范教育随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有以变法、改良为基本教育理念的日式师范教育模式，被具有以实验主义教育为核心理念的美式师范模式取代，成为现代中国教育与美国教育接轨的标志。

哥伦比亚大学

哥大留学生对实验主义教育的引进

1919年2月杜威到日本讲学，胡适得知后，立即联合蒋梦麟、郭秉文、陶知行三位杜威门生，共同促成杜威中国之行。1919年4月30日—1921年7月11日，杜威在中国14个省78个城市进行了150多次演讲，陪同并做翻译是蒋梦麟、郑晓沧、陶知行、胡适、刘伯明等。杜威及实验主义掀动的热潮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事件，尤其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最为直接。杜威之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孟禄于1921年9月5日—1922年1月7日，在中国9省18个城市演讲60多次。为配合杜威、孟禄来华演讲，《新教育》先后在第1卷第3期、第4卷第4期分别出了“杜威号”和“孟禄号”。同时零星各期也有多篇介绍杜威、孟禄及教育思想的文章。以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为主力的《新教育》成了宣传、推进杜威及实验主义的阵地。

约翰·杜威（John Dewey）

1920年的《留美学生季报》第7卷第4号上，有庄泽宣《哥伦比亚大学师范院及中国教育研究会》一文，此文随后又刊《新教育》第3卷第4期。他说：“哥伦比亚大学里的师范院，又是全世界研究教育的最大的一个机关”。“这师范院的功课既多又好，所以中国学生在里面求学的有二十几位。此外还有美国人去过中国，或是想到中国做教育事业的，或是很热心研究中国教育情形的，也每年有二三十位，于是就组织了一个中国教育研究会”。“这会的成立，已经很多年了，从前郭秉文先生在此地留学的时候，就有了，不过那时人少，开会也不十分正式，随便聚几位同志讨论，等到张伯苓先生在此地的时候，范静生、严范孙诸先生都在此，这会渐渐有精神，渐渐正式起来。后来南京高师张士一先生，北京高师邓芝园先生，都来留学，接连又有郭秉文先生、袁观澜、陈宝泉，及最近教育团诸位先生，都在纽约耽搁日子不少。这会的精神更盛。”

1919年1月 “新教育共进社” 成立，2月，《新教育》创刊。倡办者为江苏省教育会、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暨南学校、中华职业教育社，它们联合组成“新教育共进社”。因《新教育》，杜威及实验主义的新教育思想得以系统、组织地向中国教育界输入。杜威弟子蒋梦麟、胡适、张伯苓、郭秉文、陶行知、陈鹤琴、郑晓沧都是“新教育共进社”的骨干力量。因此，从《新教育》杂志上就可看出，在对欧洲及美国的各种教育思想、方法的介绍、吸收上，德国古典大学教育观念的影响不敌美国杜威及实验主义新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影响。

当时中国有三十多所知名大学的校长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他们为杜威及其实验主义进入中国教育和文化领域开辟了通途。这些哥大留学生对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进行了不遗余力地宣传和推进，在中国教育界和思想界掀起了一波杜威实验主义的热潮，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影响深远。蒋梦麟在《西潮》中回忆到杜威：“他的著作、演讲以及在华期间与我国思想界的交往，曾经对我国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发生重大的影响。他的实验哲学与中国人讲求实际的心理不谋而合。”

1929年10月31日，熊崇志、孙科、胡适、严鹤龄、郭秉文、蒋梦麟、陈裕光、刘湛恩、刘廷芳、侯德榜等16人获得哥伦比亚大学首届国际校友“大学卓越奖章”。他们大都是大学的校长。

白话新文学兴起的海外源头(国内是清末已经开始的白话文运动)，始于在美留学生的试验，胡适把自己的诗集取名《尝试集》。哥大留学生归国后掌握了小学、中学及大学教育的话语权，使得新文化运动的进展异常顺利，同时也有力地推动白话新文学的试验与逐步进入教育体制。1920年1月，胡适促使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法令，从当年9月起，全国小学一二年级语文课本改用语体文（白话文），哥大留学生的影响力可见一斑。白话新文学从进入教育体制那天起，谁要想阻挡，他们在校读书孩子这一关就难过。在这背后，离不开300多名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归国学生的群力相助，同声相求。

“学衡派”对哥大留学生的不满

哥大留学生回国后，许多人从事师范教育，大都是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新文学的支持者。因为白话新文学是新教育最为直接的推动工具。二者互为作用。

1922年1月，《学衡》杂志在东南大学创刊，并展开对胡适及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引发了中国大学教育中人文主义与实验主义之争。没有再度引起新旧文学或中西文学之争的原因，胡适认为是白话新文学已经过了讨论期，进入小学教育体制，文学创作也步入了收获期，梅光迪等昔日的“反对党”已经破产，此时的《学衡》只是几个哈佛留学生的“学骂”，不屑于再战。但在大学的办学理念上，却引起了争论。仅当时东南大学的教育理念就存在着白璧德门徒（新人文主义）与杜威门徒（实验主义）之争，并在《学衡》与《新教育》两个刊物上表现出明显的对立。《学衡》杂志社的五个主要人物中，胡先骕、梅光迪在文章中均表示出对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的不满。这也是1924年以后《学衡》杂志社的核心人物离开东南大学的原因之一。而在校长郭秉文与实际承担副校长职责的校长办公室主任刘伯明之间，由于实验主义与新人文主义的信念不同，也表现出不同的办学理念和方法。因为胡先骕、梅光迪、吴宓在哈佛大学都受到白璧德及新人文主义的影响，而白璧德在1908年出版的《文学与美国大学》一书，就是批评美国的大学体制，并有针对性地指出美国大学教育中轻视古典文化和人格的道德培育，主张新人文主义。尤其是白璧德批评美国大学的博士培养，而他自己也不申请博士学位。这也影响到了他的几个中国学生。当然，他们多数文科生想要取得哈佛大学的哲学人文博士学位，必须考拉丁语，这是没有两年专门时间学习，无法通过的一门学位必修课。而哥伦比亚大学没有这道难过的坎，所以那里的文科生拿博士学位就相对容易多了。

《学衡》第一期

胡先骕为《学衡》第3期翻译了白璧德的“Humanistic Education in China and West”，名为《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吴宓在为《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所加的“附识”中明确指出，白璧德之说是最新颖的人文主义。“人文教育，即教人以所以为人之道，与纯教物质之律者，相对而言。”在随后《学衡》上几篇谈大学教育的文章中，都可以明显看出白璧德及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对他们的影响。1925年，吴宓将《学衡》带到北京清华学校编辑，第42期上所刊张荫麟译《葛兰坚论学校与教育》，文中的诸多观点，都与白璧德的《文学与美国大学》相似。葛兰坚批评美国科学化、机械式的教育或训练方法，“蚕食人文教育，日甚一日”。

刘伯明对教育问题，最具有批评的精神。他尤其反对狭义的“职业主义”，对计功求效，缺乏人性人情的机械生活，深表不满。认为这样一来人的精神世界就会枯萎，实用的机械主义会使人失去自主独立的精神。张其昀特别强调说，刘伯明这是“力持人文主义，以救今之倡实用主义者之弊”。

百年来白话新文学的成就最为明显

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民主的旗帜，自由、平等等诸多理念随之而兴。现在看来 ，提倡白话新文学，所取得的成就最为明显。文学革命成，其它在梦中。

“学衡派”成员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撰文反对胡适及白话新文学，他们从文化理念入手，釜底抽薪地指出胡适等人西方人文主义学养不足，以文化守成、保守古典诗词传统的姿态来制衡白话新文学家的激进主张。追溯起来，这场中国文学的历史性变革，萌发于1915年胡适与梅光迪在美国的争论——胡适的“八不主义”就是在与梅光迪的争论中形成的。胡适说他发动文学革命是被梅光迪“逼上梁山”的。而梅光迪认为胡适的“八不主义”是剽窃自美国“自由诗”“意象派宣言”的“六戒”理论等“新潮流”。胡适在1916年底通过《纽约时报》的转载而获知“六戒”，并把这“六条规则”剪贴在12月份的日记上，同时批注说：“此派所主张，与我所主张，多相似之处。”不过，胡适仅言“相似”而未提及“借鉴”，从时间节点推考，此时他已将体现了自己文学革命的“八事”（即后来的“八不”）主张的论文寄回国内，并在翌年元月的《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对于胡适有没有受到“六戒”影响的问题，目前学界尚有争议，在没有更为坚实的史料证据出现之前，暂且存疑。

胡适

梅光迪

随之，由于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强力推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获得了重大突破，用胡适的话来说，陈独秀把他的文学改良主张变成了思想革命。而“学衡派”同人则认为胡适等人从哥大带回的实验主义过于浮浅，向国人引进的思想只是粗浅、实用的行为主义哲学，并非泰西文化的正宗。他们高举白璧德新颖的“人文主义”旗帜，意在抗衡胡适得自杜威“实验主义”实用理性的高涨，与文化变革中的激进。他们大都坚持古体诗词创作，拒绝接受白话新诗，将写作古体诗词当作文学生活化的传统延续。这是“学衡派”同人对数千年诗国文学传统的赓续与发扬。同时，他们引进白璧德及新“人文主义”这一西学资源，自然也是对中国新文学的贡献。

1928年5月21日中午，胡适在南京出席全国教育会议后，应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之请，与蔡元培等到中央大学出席宴会。胡适在宴会上发表演说。他说了这样一段话：“想中央大学在九年前为南高，当时我在北大服务。南高以稳健、保守自持，北大以激烈、改革为事。这两种不同之学风，即为彼时南北两派学者之代表。然当时北大同人，仅认南高为我们对手，不但不仇视，且引为敬慕，以为可助北大同人，更努力于革新文化。”胡适特别强调“对手”的“可助”作用。1928年8月24日，胡适的门生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前夕，曾通过陈寅恪向吴宓转达罗家伦对赵元任说的话：清华可留用吴宓，不以文言白话意见之相反而迫使吴宓离开清华。这是“五四”一代人的胸襟，也是白话新文学倡导者取得成功的人性温情。因为在此之前，胡适已经成功地将批评《尝试集》最为激烈的胡先骕化敌为友，以“对手”的“可助”行为，将胡先骕感动地视胡适为本家“兄弟”，促使胡先骕亲自出面“劝降”吴宓，逼他停办《学衡》。这些史实，我在相关的著作中已有详细论述，所言从简。

面对哥大学子胡适及白话新文学的成功，哈佛学子也有反思。胡先骕说梅光迪与胡适旗鼓相当时，输在“懒”上。梅光迪在反思自己退出《学衡》社，逃遁美国时，说这是他作为领导人的失败，败在没有发动“民众”；同时自己陷入成功者胡适给他带来的心理压力之中，导致他有意“逆反”，难以自拔。他在《人文主义和现代中国》一文中回顾自己曾置身而失败的中国的人文主义运动时，看到新文化运动以来所形成的文化激进主义浪潮，以及关于变革与革命的信仰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传统。这种传统比以往任何旧的传统都具有自我意识和良好的组织性，具有极其强烈的话语霸权性，且不容异己的存在，他和“学衡派”同人完全无力抗争。梁实秋说“学衡派”的失败原因是他们固执地使用文言文，拒绝接受白话文及白话新文学，失去了对年轻人的领导权。郭斌龢认为吴宓因婚外恋而离婚，成为白璧德所反对的浪漫主义者，思想与行为逆差，是在践行新文化倡导者的理念，不利于“学衡派”所倡导的新颖的人文主义的推行，变成与反对派同流。这样看来，哈佛大学白璧德影响下“学衡派”诸子的文化保守行为，就成了塞缪尔·亨廷顿《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定义（三个维度分别是贵族式、自主式与情境式）下自主式与情境式合构的文化保守，即非政治化、非贵族化，只能是自主式守成文化秩序，在新文化激进浪潮中做出情境式的反抗。

时至今日，思、语、言、行，谁也离不开白话，白话文学更是早已融入进我们生活之中。回首百年，白话新文学实为新文化运动中之最大成就。

本文将刊于《探索与争鸣》2019年“百年五四”纪念特刊第二辑“世纪彷徨：百年五四的文学反思”（圆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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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法国梧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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